干福熹 教授，光学和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1952 年起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 曾任光学材料研究部主任（1960 ～ 1964）。以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激光材料研究室主任（1964 ～ 1977）。干福熹教授历任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1977 ～ 1984）、中国科学院光盘联合实验室主任（1987 ～ 1992）、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1994-2009）及先进光子学材料和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2001-2008）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80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于1993 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协常委（1984-1992）和上海市科协副主任（1985-2001），现为中国科协和上海市科协荣誉委员。

50年风风雨雨，50年悲喜交加，有幸我的爱人邓佩珍，陪我一起风雨同舟、甘苦相济。在大半生的科学生涯中，我见证了祖国在光学玻璃和激光玻璃领域的起步和腾飞。十年动乱和丧子之痛没有压垮我们，彼此相守相携中继续坚守科研阵地。人到中年，我选择了激流勇退，专心投入学术和技术研究。解读玻璃今生，追溯玻璃前世，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辈子的选择，我从不后悔。

杨振宁先后两次访华，感叹中国激光发展快

1964年中央决定，调200人去上海，成立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到1966年，这个所已经发展成1400人，招了很多大学生，足见国家对发展激光是下了决心的。

文革前，出于种种考虑，光机所的门口没有挂牌。直到1974年，“上海光机所”终于对外公开了，公开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迎来杨振宁第二次访华。当时，我正在五七干校劳动，上面特地把我调回来接待杨振宁，回到实验室，我一扫身上的土尘，立刻恢复了往日神采。我领他在所里参观，给他看我们自己做的实验，而且都是用国内的材料，特别是高功率激光装置，全都采用上海光机所自主研发的激光玻璃。杨振宁十分高兴，赞叹中国激光这十几年发展得快。原来十几年前，杨振宁来华参观，看了不少研究所、大学，却没有看见激光方面有什么发展，临走前，他就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他在美国，见证了激光是20世纪发展的大事。可以说，前一次来，给杨振宁留下了负面的印象，但后一次，他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我们国家科研学术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1975年，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巴顿一行来到中国考察，也由我负责接待，他们回去后，巴顿写了个访问报告寄给我看，里面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的研究水平与美国顶多相差5年。”我回信说，其实不止，因为你看到的是最好的。没想到他在访问报告中又增加一句：“看来你们这个所似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幸好这些话是用英文写的，并没有传得很广，只是我因此于1976年二度进了干校。

科研生涯好伙伴与爱人风雨同舟

2年多前，我的老伴邓佩珍去世，对我打击不小。她和我共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科研苦旅，尽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谈情说爱，但我却和她惺惺相惜。她是我生活上的亲密爱人，更是我科研生涯的好伙伴。她的追悼会挽联上，称她为“科技巾帼”，我觉得她当之无愧，作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在光学和激光材料领域耕耘四十多年，获得三次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三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在科研生涯中，我们是模范的情侣，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

曾经，她也是一个活跃的人，喜爱文娱活动，但为了我这个“书呆子”，她放弃了跳舞唱歌。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女儿，但都在襁褓里夭折了，医生的诊断结果为：先天性骨髓受放射性辐照损伤——邓佩珍在怀孕期间还一直在做放射性的实验。但她没有被这两件事打倒，反而更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后来，为了深入研究激光晶体，邓佩珍决定重建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实验室，重新做这方面的实验也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尽管当时已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辐射防护也加强了，但她不想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经历在所里其他同志身上重演，便不让女同志和已婚尚无孩子的男同志参加。

1966年，“文革”转入内部，我失去了科研工作机会，挂黑牌监督劳动，既不能进实验室，也不能进图书馆。邓佩珍知道我视科研工作为第一生命，冒着很大风险从图书馆借来我要看的书和期刊，使我晚上有了一点安慰。

不久，更大的麻烦来了，我被戴上了三顶“特务帽子”。因为我的老师曾是国民党，我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1964年到1966年，我4次赴英国参加关于国际激光学术会议，则被冠以英国特务罪名；又因为我曾在苏联呆了3年，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定罪为“苏修”。扣上了这三顶帽子，我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此时的我，家有老母、孩子又尚小，全家上下就靠邓佩珍一个人照料，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但她还是坚持上班，没落下过一天的研究工作。好在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只关了我8个月，可以说，算是在“文革”中打而不倒的。

那一年，我为什么辞去一切行政领导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委任我担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那时，我一边继续自己的科研业务，一边负责落实拨乱反正政策、恢复国内外学术交流，每天忙得分身乏术。

1982年，科学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主动向组织提出，想辞去包括分院副院长和所长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导职务，以后也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这让许多人错愕，为什么我会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辞职。我的理由有四点：首先，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领导工作，我还是适合做学术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另外，一个人在领导岗位上时间长了可能会有问题，当时国家不正号召“能上能下”吗？第二，十年动乱让我丧失了许多做科研工作的时间，我想加把劲弥补回来。同时，我也希望在科学界开创一些新的领域。第三，那时我才五十多岁还年轻，想多留点时间精力在业务上发展，我希望写点文章留给后人。第四，我想带领和培养一批跨学科的有为青年。

经过两年的努力，1984年底，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卸任了一切行政领导工作和政治社会活动。如今25年过去了，我承担了有关光数字存储技术、红外光通信技术和光子学等的国家重点技术攻关的“七·五”“八·五”项目，中国科学院的“八·五”“九·五”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建立了研究开发队伍和实验与中试基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一等奖等。培养出近百位博士生，出版了有关玻璃方面的英文著作4本，编著中文著作6本。我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丝毫不后悔，相反，我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感到很满意。

科技考古：解读玻璃前世今生

研究了一辈子玻璃的今生，我也特别想追溯玻璃的前世，这成就了我最近七年多的研究方向——科技考古。区别于过去考古靠眼观手摸的方式，我始终认为要对现代文物建立数据库，以科技考古的积累实现科学鉴定，这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2003年初，我爱人病愈出院，开始漫长的治疗恢复的五年。“老伴老伴，老了要伴”，我要在家陪伴她，不能去参与具体的科研任务，于是我开始着手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

玻璃在古代中国很早的史料中已有记载。如“璆琳琅玕”、“琉琳”、“流离”等。汉代以后的有关史料常用琉璃、璧琉璃等称呼。中国境内最早的古玻璃，出土于新疆地区，早于中原地区的古玻璃近300年，而新疆又与中亚相邻，因此玻璃“外来说”较流行。一般认为，中国丝绸的外传代表了最早的中、外文化与技术交流，而古代玻璃技术的传入，也可能成为最早的见证。早期国内外文物和考古界认定，中国古代玻璃制品和技术是从西方经丝绸之路传入的。而我通过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文物，提出了玻璃“自创说”。实际上，中国内地古代玻璃技术产生于公元前500年春秋末战国初期，化学成分是判断其历史和来源的主要手段。虽然古代西方制造玻璃的历史要比我们早，但其化学成分一直较单一，而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前期、战国到东汉、东汉到唐代、唐代到元代、元代到清代这6个不同历史时期，古玻璃化学成分有着较大差异。所以，这成为我们区别中西方玻璃的重要佐证。

在研究中，我发现从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到东、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对我国古代玻璃物品和制造技术的影响。从东汉后,玻璃器皿大都从海外运来,从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传输。玻璃是易碎的物品,陆上丝绸之路上运输困难,因而也间接地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大家也许并没想到，它在古代玻璃物品和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上的作用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玻璃的前世逐渐明晰，它的今生定会更加光彩！（《新民晚报》 201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