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P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的，同时，意大利政府也在场地、资金、人员和实验条件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ICTP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现在，每年有数千名（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家访问ICTP，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专题讨论会、国际会议，或在意大利的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工作。
196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中的巴基斯坦代表阿布杜姆.萨拉姆（Abdum Salam）教授正式提出了建立ICTP的建议。1964年，在意大利政府的支持下，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决定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正式成立ICTP，并首先在等离子体物理、高能物理和核物理方面开展活动。后来，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今天，活动范围几乎涉及到物理学和数学的所有方面，如固体物理、应用数学、凝聚态物理、应用物理、原子、分子和激光物理、生物物理、地球物理、大气物理、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网络、微处理器、高温超导物理、纤维光学等。1983年，ICTP还开始执行意大利实验室训练计划，让来自第三世界的科学家直接到意大利的实验室进修。1985年，ICTP又成立了一个外部事务办公室，支持第三世界科学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互访，同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
图4 萨拉姆教授亲切接见我们
现在，ICTP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主要论坛之一，成为所有类似机构的榜样。三十多年来，已有184个国家的12000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ICTP的活动，56%来自发展中国家。从1983年到现在，由ICTP资助，有87个发展中国家的1250位科学家到400个意大利实验室里从事科研活动。我是早期的幸运者之一，曾多次参加ICTP的各项活动（图4），收益颇丰。
ICTP是和萨拉姆教授的名字分不开的，事实上，自1997年11月起，ICTP就被正式更名为阿布杜姆.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了。萨拉姆教授于1926年生于巴基斯坦，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求学，并于1952年在剑桥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大学教授。但是，由于国家较穷，萨拉姆教授深感科研的艰辛：科研经费很少，没有研究生制度，没有科学杂志，不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为了献身于他所热爱的物理事业，他不得不于1957年再次回到英国，在帝国学院任理论物理教授。离开祖国的痛苦，促使他决心去寻找一条新的途径，让同他处境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们，既能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又能与外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以便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就是他1960年提出建立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真正原由。
萨拉姆教授因其在高能物理弱相互作用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与美国物理学家斯帝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利用他的崇高荣誉和所获奖金去进一步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是将他所得的6万美元奖金，全部献出，用来发展ICTP事业。萨拉姆教授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走遍了全球各地，在与各国领导人的接触中，他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他们了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赢得他们的尊敬和支持。他在缩小南北差距、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和文化方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1996年11月21日，敬爱的萨拉姆教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为缅怀萨拉姆教授并感谢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对我的种种帮助，我曾于2001年在上海欧美同学会会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萨拉姆教授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一文，对ICTP的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现在Abdum Salam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还在蓬勃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难忘的3月20日
在“第六届国际激光、原子、分子物理研讨班”期间，除了听取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学术报告之外，还有学术交流、参观实验室、查询资料等。但是，对我们最有决定意义的活动是，最终确定能在意大利实验室进修的名单。几乎所有来自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包括我们五位中国人，都提出了申请。我申请的首选单位是CSELT。因为我是研究半导体激光器的，特别对半导体激光特性的测量感兴趣，我听说：CSELT是“意大利的贝尔实验室”，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在ICTP的资助下，到这样的单位进修。1985年3月14日，有的朋友说：他们已被所选单位录取了！我们5个中国人，已有三位得到了录取的消息，其中包括我所的王育竹院士。这时，我和另一位同志坐立不安，以为我们是绝对没有希望了！5个中国人，不可能全被录取的呀！虞丽生老师早就告诉我：这项在意大利实验室的训练计划“录取率很低，人数极少”，因此，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打算在会后，顺访巴基斯坦（已拿到了相关的邀请信和签证）后回国。我给弗兰教授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帮助，表示这次虽然没有机会，以后再争取，希望会议结束后，能让我在ICTP多留两个星期。信件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还直接找迪纳多（G.Denardo）教授当面谈了上述想法。迪纳多教授笑而不答，反而风趣地说：“我看你倒是适合在实验室工作”。1985年3月20日，对我们这些申请的人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巧得很，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这天一早，弗兰教授和迪纳多教授就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门口则排着我们这些等待宣布命运的人。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年青博士，进去之后，不到两分钟就满脸不快地出来了。我知道，他的首选单位也是CSELT，我的心砰砰地跳着。突然，里面的人在喊着我的名字。我急冲冲地进去，关上门。里面只有弗兰教授、迪纳多教授和我三个人。他们让我坐在他们的办公桌前，弗兰教授开始发问：你写过信吗？我说，我写过，但没有回音。弗兰教授说：现在就给你回音，你被录取了，CSELT欢迎你去！我楞了，过了一阵子，才说了一声“Thank you”。弗兰教授接着问：你打算在CSELT待多长时间？我说，半年。真的，当时我不想在国外待太长时间，我离不开我的妻儿，离不开我熟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说：No！No！他们希望你待的时间越长越好！我想了一下说道：好！那就一年吧。“一年，OK！”弗兰教授随即在一份合同上写了些什么，接着就让我签字。一份由ICTP资助，在CSELT进修一年的合同，就这样完成了！我高兴地跑了出来，急着将这好消息告诉老王。最后，我们5个中国人（我所就有两人!）全部被录取了！这是我们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按照规定，我们可以立即赴实验室工作，也可以先回国，然后再来意大利。经过考虑，我和王育竹同志决定先回国，十月再来。宣布不久，弗兰教授还让我先到都灵的意大利通讯研究中心（CSELT）看看。1985年3月26日我见到了挑选我的托斯柯（Tosco，图5）教授及CSELT的同事们。
图5 与意大利通讯研究中心Tosco教授初次见面
麻烦的夏时制
1985年3月31日，我和王育竹同志起程回国。但我们事先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意大利实行夏时制，要求所有的人在深夜零点，将钟表往后拨一小时。宾馆门口是有通知的，但我们没有注意，因为在我们的脑海中压根儿就没有夏时制概念，因此我们没有按时拨表。第二天早上，我们按时出发，一出去，就感到情况有点不妙，通常非常准时的公共汽车，没有按时到达。我们还不死心，叫了出租车，赶往机场，但还是误了机。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夏时制可把我们害苦了！那时，我们回国需从的里雅斯特出发，经米兰到法兰克福，再从法兰克福到北京。当时，从法兰克福飞往中国的航班很少，一周仅一次。我们已经无法赶上这次航班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从机场返回ICTP，向ICTP求助。善良的ICTP工作人员，丝毫也没有责怪我们，反而主动将对我们的资助延长一周。ICTP对我们的谅解和关心，真令人终生难忘啊！
艰难的开端
1985年10月8日，我正式到CSELT报到，同事们对我非常客气，因为我的年龄较大。在CSELT工作的，绝大多数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如有紧急任务，便自动加班，直至深夜。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只有托斯柯，他的职务相当于我们的室主任。
在CSELT，有两个部门在研究半导体激光器，一个侧重工艺，一个侧重理论。我所在的激光和纤维光学部侧重于理论。进去之后，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懂计算机。出国前，我确实没有很好地碰过计算机，我记得，我从香港定购的苹果286，刚刚到货，我就到意大利来了。我感到我们的科研条件与他们相比，真的相差太远了！在CSELT，几乎所有的测试工作，都与计算机有关，就是纯搞理论，也必须借助于计算机。一位年青的同事给我说，怎么办，不懂计算机，我们这里的工作，你就无法介入。我感到尴尬，我决心学习。于是他们给我找来了一台PC机，同时将一大叠（约有几十厘米高）有关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英文说明书，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让我阅读和练习。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主要是在学习计算机，学习编程序。同事们很热情，只要我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总是很耐心地给我解答。但有时候，我也感到不好受。有一次，我在编了一段程序后，计算机并没有按我的程序运行，有时还会死机。我多次检查程序，没有发现任何错误，于是，我就说，这台机器有问题。一位同事开玩笑地给我说，计算机是不会犯错误的，犯错误的肯定是你！我不服气，我说，程序肯定没有问题。他坚持说，肯定有问题，让我再查。结果，我又化了半天时间，特别仔细地检查了中断执行的那部分程序，一字一字的检查，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检查，结果发现：一个标点符号搞错了，应该是个点，我打成逗号了。这件事之后，我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计算机有问题，总是要仔细再仔细地检察自己的程序，直到顺利通过为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已能用计算机来解半导体激光器的速率方程了，并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半导体激光的器件结构对产生超短光脉冲的影响。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曾先后在前苏联、泰国作过报告，此文经整理后，发表在“中国激光Vol.16,No4”杂志上，题目是“从二极管激光器获得最短光脉冲的最佳泵浦条件”。后来，我在CSELT，又学会用计算机测量半导体激光特性的技术。回国之后，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这一技术也终于在我的实验室里变成了现实。
八大件之梦
在那个时候，出国的人，除了能开阔眼界之外，还想买到梦寐以求的八大件：彩电、电冰箱、洗衣机、音响、照相机、计算机、电动打字机、电子琴等。
1985年1月28日-4月6日，在的里雅斯特期间，津贴较少，约20美元左右/一天。即使我们一日三餐都在ICTP食堂吃饭，也所剩无几。想进饭馆奢侈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自己烧饭吃。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在出国时，带点吃的东西，如方便面、紫菜、榨菜等，超市里，鸡翅较便宜，所以，我们就经常烧鸡翅、紫菜或榨菜汤。至于烧饭用的锅等，则是上一批中国朋友在回国时留给我们的。烧饭的地方就在我们住的伽里略宾馆的房间内。烧饭时，要特别注意警惕，不能给人发现了，否则会很难堪的。但是，有一次，我们的一位中国朋友（就是我们后来留下来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小心把电炉放在房间的洗脸盆里，使脸盆裂出了一条缝。洗脸盆是瓷质的，很大、很漂亮，当然也很贵。该同志担心极了，我们也都十分不安，立即把所有的餐具、食物全部仍掉。后来，该同志想了个法子，到市场上买了一只较大的瓷菩萨，然后，就主动地找伽里略宾馆的管理员，说他买了一只瓷菩萨，准备送给朋友留作纪念的，但在用水擦洗这个瓷菩萨时，不小心将瓷盆碰破了，并表示愿意赔偿。管理员看后说，不要紧，这只瓷盆本来就有点问题，说完就走了。这时，我们的心才放下了！多善良的管理员啊！
1985年10月8日-1986年12月20日，在都灵意大利通信研究中心（CSELT）进修期间，ICTP这次给我的资助较高，每月1,300,000里拉。后来又因为我有2个孩子，增加了资助额度（每个孩子每月增加100,000里拉）。
但是，由于当时拿到这个训练计划的人很少，中国人更少（我和王育竹教授可能是第一批），没有经验。我的旅馆是CSELT帮我订的，人家按照“第三世界科学家”的标准，在一个旅馆里为我订了个单间，房钱高达700,000里拉/每月。一个月下来，工资的一半就全交给它了。这怎么行，我要退房。谁知旅馆的人说，不行，至少要住满三个月。后来，我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的意大利朋友看，确实要住满三个月，否则，200,000里拉的压金不退，合同上有我的签字。这时，王育竹教授已到，于是我决心退房，压金不要了，与王育竹教授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房租为450,000里拉/每月。经过这么一折腾，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就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我心里很急，这样下去，不行！一年下来怎么能买得起八大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