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普通科研人员，却能从1983年开始，因公出国8次，而且，多由对方资助。靠什么？我以为：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这块牌子，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坚强后盾。没有这些，就没有下面的一切。  

　　一、出国前奏 

　　　　1979年前，我从没想过要出国。79年后，我们的国家开始发生变化，国家领导人与外界的交流多了，国家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了，单位领导也开始与外界交流了。但这一切，似乎对我的影响不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轮到我出国，早着呢。 

　　　　1980年的一天，所领导通知我：脱产到上海科技大学学习英语口语半年。后来，我才知道，领导上当时想让我去匈牙利短期工作3个月。但由于中国科学院和匈牙利科学院当时尚无交流协议，因此，此项计划未能最终实现。不过，这半年的闭门学习却使我收益非浅。刚进去时，我根本无法开口，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能在结业时用英语谈点体会了！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老师，特别是王志德老师，是他教给我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一篇课文，首先要做到Recite（背诵），然后是Retell（复述故事）、Reproduction（改写）。这样的学习，虽然艰苦一些，但收益颇丰。这种学习方法，对我以后的英语水平提高，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983年，我的一篇文章“GaAlAs/GaAs DH激光器发光位置的实验研究”被美国CLEO（激光、电子、光学国际会议）录用，并要求作口头报告（后来，我提出的GaAlAs/GaAs DH激光器发光器红外透射/发光观察法，获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三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根据当时规定，科研人员出国必须经过英语水平考试，除非他或她曾经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3月19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于3月26日前往北京参加临时出国人员的英语水平考试。幸运的是，我通过了！但考试成绩直到5月5日才正式下发，而这时我所赴美人员的名单已经确定。我失去了赴美开会的机会，心里觉得很晦气。 

　　　　不久，所领导决定：让我参加于1983年9月12-2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几乎是同时，让我填写ICTP（设在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申请表格，希望能送我到意大利实验室进修一段时间。尽管表格已经过期，但还是寄出去了。 

　　二、首访捷克斯洛伐克 

　　　　1983年9月，我与安徽光机所的一位同志组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所有费用都是国家给的。我十分兴奋，用服装费在上海友谊商店定做了一套西装。到京后，科学院有专人接待，专门对我们进行出国教育。9月8日，我们乘飞机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使馆专门派车到机场来接。我们住在使馆，吃饭不要钱。第二天，我们再乘飞机从布加勒斯特飞往布拉格，驻捷使馆的同志也专门派车来接，我们同样住在使馆，既安全又便宜。9月11 日下午，我们乘捷方汽车离开布拉格，2个半小时后，便到达捷克南部离奥地利很近的小城镇必堪利（Bechyne），会议在古堡里举行。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前苏联、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科学家。22日，回到布拉格，在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布拉格技术大学索浩尔（V.Sochor）教授的安排下，我们还顺访了捷克技术大学、捷克物理研究所、捷克无线电和电子研究所等，收益颇丰。9月27日离布拉格到达布加勒斯特，29日回国。  

　　第四届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 

　　　　1980年开始出现的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ISCO)，是由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组织召集的，每年一次，轮流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举行。参加者除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科学家之外，还经常邀请美、英、法、德（西德）的科学家参加。在那时，这样的研讨班对加强东西方学术交流，加强各国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很有帮助的。大约有100多位科学家出席了这次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4届ISCO，他们来自苏、捷、波、东德、西德、匈、罗、意、越、瑞典、中国的11个国家。我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研讨班，在会上，我代表我们的集体，作了“光通信用半导体激光器特性的测量和分析”的报告，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集在他们出版的会议文集中。1989年，我又参加了在前苏联乌日哥罗德（现属乌克兰）举行的第九届ISCO。此后，我与这个研讨班的联系就中断了。  

　　难忘的告别宴会 

　　　ISCO’4组织委员会主席是布拉格技术大学的索浩尔教授，从事纤维光学研究。他对来自中国的同行非常热情。由于我的英语口语稍微好些，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外国朋友交谈，所以索浩尔教授就特别喜欢找我聊天，如邀我到酒巴喝酒，要我谈中国风土人情，谈中国激光研究概况。他还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图1），让我们尝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美味佳肴，尝他家园子里的草莓。尤其使我难忘的是：9月21日，会议结束的那一天，要开一个闭幕会。临到开会前的半小时，索浩尔教授突然来找我，要我在开会时，到主席台就坐，并且要我发言。我感到有些紧张，说，不行，不行。你请他（我的同伴）上去吧。索浩尔笑着说，就是你了，请不要推托，我还有其它事情要做。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我请周围的人统统走开，留下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开会时，我真的被邀坐在主席台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此次会议的国际顾问、意大利科学家，第二个讲话的是苏联科学家，第三个讲话的就是我，第四、五…个讲话的才是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的科学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按照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顺序来安排发言的，而我就是中国的一位代表。原来，他们要我坐主席台，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来自中国。他们要我发言，是因为我的英语稍微好一点。于是，我硬着头皮讲一句中文，然后自翻成英文。我真诚地祝愿会议圆满成功，感谢东道主的辛勤劳动，希望今后加强交流，等等。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讲完之后，竟有不少外国朋友，竖起大姆指向我表示祝贺，说“You did well”（你讲得好）。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但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从此，我懂得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在家里，我是普通的科研人员，但一出国，我就可能成为一名中国代表，我就必须时时处处想到这件事，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损害中国人的形象。第二、一定要学好英语，这是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建立友谊的必要条件。我与索浩尔教授的友谊就是由此开始的，后来，在他的邀请和资助下，我又于1986年和1989年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我访华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