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老虽然在层次上相差甚大，我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而王老却是一位身处高位的名人，但并未因此而阻隔我们多年的交往。我非常珍惜这段宝贵的经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我是在1960年9月光机所领导接见新入所大学生欢迎会上首次与王老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按要求，当握手时，我汇报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的是金属学与金属热处理专业。听后王老热情地对我说，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材料问题很重要！很需要你学的这个专业，欢迎来所工作。短暂的会面说话令我很激动。没想到精密机械材料及其加工处理课题竟是其后多年交往的动因与主题。

1971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三线”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下午上班后到王所长那里，所长要见你。此时我刚从农村插队落户抽调回来并被决定分到“三线”所工作。正等待家属调令（爱人原在白求恩医大）。当我如约见到王老后，王老对我说，现在一些军工任务中一些关键技术零部件经热处理后变形严重，有的甚至产生裂纹，严重影响质量和进度，要我马上去工厂报到，尽快投入工作，并说已责成职能部门联系将我爱人从农村调回原单位工作事宜。对此我特别感动！王老在安排我工作的同时还考虑到家属工作调回城的问题，可见对下属是何等关爱啊！此后不久，我爱人如愿调回原单位工作，全家人都从农村搬回了长春。

1975年初夏的一天早晨上班时，在所门前的人民大街上偶遇王老，当我走近时，王老对我说，你的全部关系（人事工资，户口粮食）已从“三线”转回长春了，可去所里查一查。听后我向王老深表谢意。历时五个年头，我的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可见其难度之大。

正是王老这一举措，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科研之路，开启了与王老更多交往的历程。

1981年4月中旬，长光所召开了第四届学术报告会。我被安排在上午的最后一个报告。当蒋筑英报告结束轮到我时，已快到下班时间。为了多汇报些内容，我讲得很快。这时坐在前排主持会议的王老与其它几位领导交换意见后站起来宣布，今日上午的会延至12点，下午回顺延。这一决定就给了更多时间汇报与讨论。王老指出，激光热处理课题的开展，是较充分发挥了光机所学科综合性强的优势，今后一定要加强与实际应用结合，密切与工厂联系，特别是同汽车厂的联系。对我们给了大力支持鼓励。

1982年4月3日下午，我同八室杜继禄研究员如约准时到王老办公室汇报课题工作。没想到蒋筑英当时在场，坐在王老右侧。当我重点汇报完同长春一汽，北京“二七”机车厂，大连电厂等单位合作的实验结果后，王老同我们对激光熔覆工艺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在七轮机叶片上的应用，强调要保证激光熔覆层与叶片基体间的结合一定要牢固！如若脱落后果严重。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汇报会全过程都进行了录像。没有想到，蒋筑英竟在一个多月后因公出差病逝在成都。这段影像资料就显得更加珍贵。一位光学界的泰斗，如此关心一个科研课题工作，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

1986年元月初，我所承担的“六五”国家攻关课题在北京二七机车工厂召开鉴定会。此时王老正参加中科院会议。可就在鉴定会开会当天的中午，王老利用午休时间急匆匆赶到长辛店会场，看望了到会专家及课题组全体成员，并到“中试”现场指导。王老的突然到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大家也深受感动。（该成果获中科院“六五”攻关奖及86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年5月下旬，在北京友谊宾馆以王老名义宴请来访的乌克兰基辅工业大学科瓦连科教授之际，我送上了“激光加工工艺手册”编写大纲请王老审阅。不久收到了审定后的大纲，我做为该书主编，正式启动了编写工作。

1996年夏初，在“激光加工工艺手册”已出版发行后，我向王老表示想在方便的时候同王老夫妇一起吃顿便饭。我们商定就选在中关村一北京烤鸭进餐，其间气氛相当融洽。当我提前一点起身要去结账时，不料被王老夫妇拉住，并对我说，你从长春来北京哪有让你请的道理，不要争了，等以后我们到长春时你再请。最后是王老夫人顾教授去结账的。这让我很是过意不去。我心里很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兑现的约定。王老每次回到长春，行程都事先安排好的，接待规格是很高的。我也就只能知难而退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王老还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交流和提高的机会，令我难以忘怀。

庆幸交往数十载，悉心教诲与关爱。

感激之情难忘怀，心底之声吐为快。

（2009年12月2日）

关振中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