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王大珩同志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功勋卓著的一生。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将祖国的科技进步视为最高目标，殚精竭虑、无悔付出，为祖国的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光学、应用光学、光学计量、光学工程和光学仪器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国最具影响的战略科学家之一。

艰苦创业 开辟光学事业新天地

1952年，在新中国光学事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长春成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大珩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担当起组建中科院仪器馆的重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精密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还不能熔炼光学玻璃。大珩先生运用他在英国昌司（Chance）公司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在大珩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起了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计量测试等十多个学科的工艺和技术基础，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光学及精密机械学的研究基础，进而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该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相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创造闻名全国的“八大件一个汤”，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从1954年-1978年，由大珩先生领导或参与分建援建的研究所、学校和企业达到十几家。这些机构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和光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勇于担当 做国防光学工程的领航人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大珩先生非常注重光学技术在国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为长光所致力于国防光学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带领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封锁，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150工程)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当时的长春光机所来说，要完成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困难是极大的，全所上下对是否要接受这个任务存在分歧。在这种背景下，大珩先生毅然决定承担起150任务，并亲自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经过五年多的努力，150工程顺利通过鉴定，并于1966年底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获得了主动段飞行弹道参数，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50工程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的历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学领域技术基础和相应学科，使我国的光学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0年5月，我国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大珩先生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正是由于大珩先生当年对长春光机所的准确定位，使长春光机所至今致力于国防光电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

由于大珩先生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做出突出贡献，198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作为首席获奖者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矢志教育 桃李天下自成蹊

大珩先生虽然未长期专业从事教育工作，但他特别热心教育事业，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1952年，在他的建议下，浙江大学在国内首先设立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并兼任院长，他亲自制订教学大纲，亲自为学生授课；1978年，他负责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兼任校长；1984年，参加全国人大第六届二次会议期间，联名提出设立“教师节”的议案。

他亲自培养的研究生虽然只有10余名，因其注重对学生学术思想的启发和对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他培养的研究生成才率很高。“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是大珩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大珩先生为他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通过悉心指导，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大珩先生与蒋筑英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大珩先生不仅不遗余力地亲自培养学生，对国家培养人才的体制和机制更为关心。他在“百千万人才工程”座谈会上曾讲到：“要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增加投入，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遇。”他的许多关于人才培养的观点都是远见卓识、先人一步。

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到：“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们缅怀大珩先生的遗志，更要追寻大珩先生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