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前，人们只要提起王大珩院士，就会将他和我国的光学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被国内外同行公认是“中国光电学之父”，是中国光电学行业的奠基人。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但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他毅然决然在1948年回到了当时还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建国初期，他用折合700万公斤小米的经费，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并选定长春作为中国光学产业的摇篮。后来王大珩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光机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光机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在我国的光学技术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1986年以后，人们只要提起“863计划”，也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王大珩院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众所周知，是王大珩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四位老科学家一起，于1986年3月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正是因为这一建议的提出，后来形成了我国波澜壮阔的“863计划”。时隔整整15年，当本报记者来到王大珩先生在北京中关村黄庄小区的住宅里采访他，让他回忆当年“建议”提出的情况时，已经86岁高龄却仍然精神矍铄的王大珩先生，至今对往事记忆犹新。王大珩院士说：1983年，美国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亦即后来俗称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推出这一计划后，西欧各国很快认识到，它既是军事发展计划，又是高技术发展计划；新技术革命可以促进《星球大战计划》的发展，而《星球大战计划》发展本身也会是一场新技术革命，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欧洲共同体也于1985年推出了《尤里卡计划》。王大珩院士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1983年美国刚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我就先知先觉了，是后来《星球大战计划》甚嚣尘上，西欧有了《尤里卡计划》，苏联和日本等国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对国际上的这一咄咄逼人态势也有讨论，积极寻找对策，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认识才越来越清楚。1986年初，时任国防科工委专职委员的陈芳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完全可能的。”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内心早有共鸣。王大珩院士对记者介绍说：我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应该对大家有所启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花了不到美苏二十分之一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过后，陈芳允和王大珩之间又有了比较频繁的几次思想交流，陈芳允提出是否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提出一个发展我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王大珩欣然表示同意。陈芳允和王大珩的想法也得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呼应。这个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前后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议书经其他三位科学家做了补充，最后定稿后，1986年3月3日，又由王大珩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同志在接到这封信后，很快就在3月5日亲笔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王大珩谦虚地对采访的本报记者说：在短短两天之后，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可见他对我国的高技术发展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是胸有成竹。这既与他尊重知识，善于倾听来自科技界的意见有关，也与他早年曾出国留学，视野广阔有关。我们当时的建议书，可能只是一个发端和诱因罢了，邓小平同志刚好借着我们这份建议书，表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和果断魄力。 在邓小平同志批示后，中央很快正式批准实施了简称“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此，“863”计划作为我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使得在20世纪末的15年里，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由瞄准世界前沿、跟踪起步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项目很多都出自简称为“863”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在新世纪的头年，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863”所规划的20世纪末的既定战略目标已经全然实现。“863”为我国科技整体实力与实用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几乎成了我国高科技的代名词。

作为倡议和推动我国“863”计划一位功不可没的元勋，王大珩对前来采访的本报记者没有丝毫居功骄傲的意思，相反，他说：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类似这样的计划，在英语中也就是“AdvancedResearchProject”，这里的“Advanced”不仅是“高级”的意思，主要是“走在前头”、“前进”的意思，有“前瞻性”的成分在内。“863”计划最初选择的7个领域，具体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王大珩院士说：“863”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比如起初我们对海洋领域就没有充分考虑，后来根据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把它及时地加进去了；比如通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它在过后的几年会发展的那么迅猛，后5年我们的决策部门审时度势添加了这一项，现在我国通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业绩令世人瞩目；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现在，“863”计划已经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对接起来了，相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挥出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

在与本报记者谈到“863”计划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关系时，王大珩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我国实施“863”计划5年后说的，为什么是“发展高科技”，而不仅仅是“发展高技术”呢？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基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走向深刻认识的一个阐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包括我国实施的“火炬计划”。邓小平同志这里说的“高科技”，“高”，既指技术，又指科学，我认为对科学而言，是指科学的前沿、科学的源头创新，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有了科学源头的创新，技术的“高”才能产生出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作出一些真正能为世人所称道的科学源头的创新成果。

王大珩院士的客厅里，挂着一位友人送给他的字幅，上写“光耀中华”，记者不由地想：王大珩院士不仅因为他是搞光学而“光耀中华”，他呕心沥血地倡议和推进我国的“863”计划，不也堪称是“光耀中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