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马要退休了，他是我见过的人里最热心于退休的人了，他有退了以后的事情，有他喜欢干的事情－－－研究人工智能和旅游，倒不是他在这个领域有什么建树，这只是他的爱好。老马是个工人，建所之初就来了，真正的元老，一辈子没结婚。没见过他穿过什么好些甚至很合身的衣服，总是一身旧工作服，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也很少说话交流，也说不来多的话，整天不是在捣鼓电路就是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对他的印象就一个字“蔫”。 

　　他很不起眼，干的事情就是最直接最基础的工作，干活时候，别人叫一声，他就过去了，没有多余的话，忙完事情，自己又坐在桌子边忙自己的事情，平时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直到他退休以后。最明显的一点是实验时电路改动没那么方便了。老马过个一两周还来看看，他说他不做新的东西了，过来就是怕以前做的电路出什么问题，可事实上他做的活出问题的几率很小。 

　　了解越多，老马身上总要冒出来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能直接读英文科技文献，组里里用的电路都他一手弄的，还有他的文字输入不是“拼音”也不是“五笔”，是他自己当年捣鼓的一种输入法，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人在用。旅游除了台湾青海西藏，其他省份都跑过了，而且大多都是自己一个人背个包跑的。。。 

　　老马没有自己写的论文也没有申请过专利，他自己有个电路的设计，旁边实验室一个学电的博士来请教，他二话不说就把图纸拿出来了外带详细讲解，末了还把到那里去采购零件的细节都叮嘱清楚，这个博士说那个电路设计思路很妙，设计那么好不容易。 

　　 自己有这么个体会，请教这些老职工技术问题相对于年轻人要容易，反而是年轻人要保守的多。想想也是正常，竞争的年代不就是能力知识的竞争吗，而这些老职工一方面和小年轻人没有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个习惯问题吧，他们到底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象王师傅马师傅他们是一线的工人，他们不可能站在聚光灯面，一辈子就是默默无闻的，但作为科研整个的框架，他们是基底。一个项目的完成不仅仅是领军人物的素质，同样象王师傅马师傅他们的作用也很关键。王师傅说原来有个国外进口微加工机床，操作工人也是个老师傅，八十年代期间因为房子问题一气之下跳了槽，结果后来没人开得了这机床了，后续一连串的事情全搁黄了，你设计的再好，总得有人能实现才行呀。 

　　技术说到底是个积累的问题，没有那个天才能离开他的平台创造出奇迹。积累还不就是磨出来的吗？曾看到网上有人撰文说越大的项目就需要更多的笨蛋和傻瓜，有几个能干的会干的就可以了，的确有这么点意思，有的事情就是这样，聪明人太多谁都不服谁，跳来跳去来回折腾，最终积累不下来，反而是笨蛋就安心从做最笨蛋的事情开始，能稳定下来，长期积累下来，技术也就积累成了。 

（五）

   “时势造英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俊杰。邓锡铭他们那批人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脊梁，诞生于一无所有、百废待兴又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时代，磨砥于政治风浪的冲击与一线科研的实干中，成就于一个集体和“神光”项目，讲邓锡铭就无法分开神光，无法分开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集体，那些老辈人。这些老辈人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和私人感情，很简单就说彼此的称呼吧，很多老辈人称呼邓锡铭张口老邓，闭口老邓，很亲切，谈论他就是在谈一个很熟悉很亲切的熟人和老朋友一样。他们痛惜余文炎、邓锡铭的早逝，语气里不仅仅是一种叹息，而流露于其中的是一种怀念和惋惜，有些人的确是不朽的。 

　　邓他们不背包袱放手大干的黄金时间应该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项目逐渐做大做成熟，队伍也相对稳定成熟，政治运动对于科研工作不再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危机孕育期，而人才的断层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对知识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都达到了前所没有的高度，当时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李四光、钱学森、陈景润等成了时代的偶像；国门打开，人们对国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学说，新价值观，崇尚个人奋斗和价值实现的氛围也越来越重，初期下海有不少人成了骄子，时代的变革是生产关系大变革的时代，是利益大调整的时代，同时也是观念价值观大变革的时代。 

　　这一阶段工程还在继续，但外部条件却发生了巨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不是没有人才培养出来，恰恰相反，这期间培养的人才非常优秀，如果积累下来，用人才济济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但留不住！年青人跑国外学习没回来的很多。年青人留不住，甚至技术骨干也留不住了，到神光2快结束时候，人才不但没增加，反而是减少甚至是缺人的局面，白头发的比黑头发的人还多。 

　　最初凝聚邓锡铭他们的是一种责任和精神，是一种重集体重奉献的价值理念，而一旦这个基础被打破，新的凝聚模式没有形成之时，就呈现一种离析的局面。假想你是当时的一名研究生，亲身参予了这个大的工程，上有经验丰富的老研究员，下有技术精熟的老技工，只要是有心人，总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而激光领域当时国内的制高点就在这里，整体水平比起国外也差的不太远，出国难度要小，这样出国学习这条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出去后，从个人角度，很明显发展空间和利益所得要大于在国内，这样就成了送出去回不来的局面。对于一些有能力有本事的职工，旧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很容易激起不满的情绪，以前即使不满也只能忍，而此时，外面的机遇越来越多，人员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少，跳出去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师傅说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因为房子问题跑出去了，到了去应聘的单位，一上机床，人家立马把这个师傅当宝贝供起来了。 

　　人才流失问题，按当时观点，那些现象就是旧体制不如新体制，必须要改革的动力所在，按下改得好不好的讨论不提，仅仅是这个改变需要的时间就很要命，动作快家底厚实的还能熬过去，反应慢底子又薄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就室的发展来说，骨干队伍不稳定最直接的负效应是所能争取到的工程规模和科研经费的萎缩。这种人才流动从长远看和大局看未必是坏事，比方说那个大族激光，福晶公司等新兴企业，技术力量来源就和这种流动有关系，并逐步形成了研究、生产、销售一体的良性循环。如果说群策集力攻关搞大事情是计划体制的优势的话，把研究成果更快地变成产品方面市场体制的确有优势。面对新的环境，如何调整适应并完成新老交替与机制转型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企业与小企业有个区别，就是大企业能做大而且能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个价值体系和文化传承的积淀，换言之又叫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平时说没用也没用，可每每到了生死关头这东西就有大用了，最直接的作用是能起到团结的作用。一些知名企业对新人有个“洗脑”环节，让新来的人接受这套传统，只有接受并主动认同了，这个人才能算真正意义上这个企业或部门的人。 而对有历史的研究所，变革时期，这种文化的传承缺乏一致性，表现出来就是人员凝聚力不够，基本上是单一的利益组合框架。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对旧有文化传承出现了混乱甚至断层是无法避免的，如何重整与继承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这种文化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既然是积淀，就有一个历史，有一个对历史的反思与扬弃的过程，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了解与态度。。 

　　 就写到这里了。大家注意到了，基本是以褒为主，讲的大多是已经故去的和普通人的事情，是人就会有矛盾，也会有有争议的一面，这些都隐去了。还是喜欢这个有历史传承的地方，敬佩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特别是那些铸造脊梁和魂魄的平凡人。。。  

　　六 补记（2014年2月）  

　　1、王大珩院士-2011年7月21日去世，享年96岁。 

　　2、邓锡铭去世后10年，在他曾经工作实验的地方立起了他的塑像。 

　　3、陈老师退休后，在家洗澡时不慎滑倒，因为腰一直就有问题，这一跤更是雪上加霜，差点就瘫痪了；此后一直在家调养，在他夫人照顾下，身体精神也都还挺好的，就是不能走远路了，基本在家。 

　　4、马老师如期退休，四处旅游，但退后两年多，在一个冬天夜晚意外中风，因为他没成家，整个晚上都一个人趴在地上。。。。第二天被他哥哥发现，送去医院抢救。。。这次意外之后，马老师身心一下子就垮了一大截，苍老了许多，牙齿也掉了，说话也不清楚了。。。新年团拜会上，见到了马老师，几乎换了个人，挺心酸的。。。 

　　5、林尊琪院士还坚持在一线忙活，身体精神都挺好。 

　　6、王师傅还在干，他养身的方式之一是练气功，满见效的，红光满面、精神抖擞。。 

　　7、发展了不少，也变化了很多。。。神光II装置刚又获得“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老辈的同志很少了，新进来了一大批年轻人，不少很有活力的年轻人逐渐担纲，新老交替阶段已经过去了。。。。。 室主任新年讲话，大意是：一个科研团体，从小到大，存在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是不多见的，这要感谢老辈科研人员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与留下的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科研人员的继承与创新。 

　　老兵不死！ 

2005年成文，（补记于2014年2月21日）修改于2016年11月 （联合室成立30周年）

康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