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达1798页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这套上下两册、43章、130万字的大部头，与1996年面世的长达75万字的《毛泽东传（1893--1949年）》一起，完整地勾勒出这位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巨人的一生。这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编写的这部传记，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8年前后出版的两部分都有同样简短的“后记”，也都同样强调了“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翔实可据的信史”。由于这部传记所述的重点部分，涉及到共和国历史的若干重大波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因此，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更吸引人们的目光。
　　日前，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主持编写《毛泽东传》的逄先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部历时8年、几易其稿、公开了大量尘封史实的传记，他说，《毛泽东传》并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毛泽东留下的庞大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逄先知自1950年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17年，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刊等，同时是田家英的助手。他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等。
　　尽管曾经在毛泽东身边见证了诸多历史性时刻，逄先知说在编写这部史传时是严格根据档案资料，“记忆是不可靠的”。
　　在过去的8年间，逄先知几乎翻阅了所有相关的档案和原始记录，“花在这上面的时间超过了写作的时间”。
　　他强调，毛泽东起草的大量文稿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讲话和谈话、特别是小范围内的谈话，往往能更真切地反映毛泽东的真情实感。他特别提到了两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日记：已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和尚未出版的王任重日记。逄先知强调使用材料的完整性，即在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时，注意背景的衬托，说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讲的。在这部书中引用了不少对话和会议上与会者之间的互相插话，还原了一些争论的场景。
　　这部《毛泽东传》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并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文化大革命”在43章中就占据了10个章节。但逄先知认为这本书最大的突破不在于直言伟人之讳，而在于对这些错误发生脉络的梳理--从前因后果到关键的错误之处，客观地呈现出这些错误是如何在曲折中一步一步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27年间，有伟大的功绩，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正确和错误常常交织在一起，情况非常复杂。这就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说。
　　逄先知举“大跃进”为例：谁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大错误，他的本意是想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中国早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由于要求过急，头脑过热，脱离实际，加上没有经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造成令人痛心的严重损失。在发现错误后，他比较快地着手纠正，而纠正错误的过程又非常曲折。同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一定关系。我们希望在书中反映这种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对历史进行冷静的分析。
　　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概括是　《毛泽东传》的另一个亮点。逄先知说这是“全书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书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形成过程，1958年炮击金门等，都根据完备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作了详细的描述，“努力把它们的来龙去脉有头有尾地写清楚”。
　　“树典型”、“卓越的决策能力”、“把握机遇”、“对问题一抓到底”、“善于调查研究”、“具有国际战略眼光”……逄先知这样概括毛泽东的独特工作方法，他认为：这些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仍有借鉴意义。
　　逄先知介绍说，书中引用的大多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新史料。书中引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谈话记录近20次，还有周恩来、王洪文去长沙时毛泽东与他们的多次谈话记录，毛泽东与毛远新的多次谈话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