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总工程师林尊琪先生的76周岁生日。同事们原本商量好，就在病榻前为他简单庆祝一下。如今，这个日子却成大家送林尊琪最后一程的分别时刻。5月28日晚19时30分，林尊琪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

　　上海嘉定，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神光办公楼504室，推开房门，案头上高高叠起的参考文献和整齐摆放的资料向访客诉说着这间办公室主人的执着。可办公桌上停留在2016年7月的日历和墙角枯萎的盆栽却无情地告诉人们，这间屋子的主人再也不会归来。

　　不远处，神光Ⅱ，是由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制、建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巨型激光器，集近百台精密光学设备于一身——当八束强激光通过空间立体排布的放大链聚集到一个小小的燃料靶球时，在十亿分之一秒的超短瞬间内，形成聚变反应，可发射出相当于全球电力网总和倍数的强大功率。不夸张地说，让林尊琪毕生聚能的，便是这台庞大、复杂的国之重器。在病榻上最后的日子里，他未曾放下的，还是如同他孩子一般的“神光”装置。

　　临危受命，他让“神光”重新闪耀 

　　林尊琪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治远是我国首批工程设计大师之一，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设计安装者，曾在开国大典中站在毛主席右侧为升旗过程保驾护航。耳濡目染中，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理想从小在林尊琪心中扎根。1959年，正是这个国家急需科技人才的年代，林尊琪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只因招生简章上说这是像“盐”一样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专业。1964年，他来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由此开启了他与激光结缘的一生。1980年，林尊琪赴英国的卢瑟福实验室深造，专攻惯性约束聚变专业。这个实验室里唯一的中国人，用三年的苦读与钻研，为回国参与神光高功率激光系列装置的研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97年底，我国规模最大的高性能高功率钕玻璃激光装置“神光Ⅱ”即将交付使用。可谁也没有想到，建得差不多的装置出了问题：出光很顺利，然而光束质量不佳，没法用。“此时林老师临危受命，迎难而上，毅然挑起了工程项目一线总指挥、技术负责人的重任。”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主任助理朱宝强回忆，“林老师从系统的设计和元件的品质着手抓光束质量问题，在两年多的攻关时间里，一直和一线科研人员并肩战斗，从前端种子到靶场输出一个一个单元地解决问题。”那些艰辛岁月，联合实验室主任助理马伟新至今记忆犹新，“那真是夜以继日啊”。有了主心骨，队伍一下子有了方向和信心。在林尊琪的带领下，团队解决了长期困扰神光Ⅱ的三大科学技术难题：激光输出能量严重受限，激光工作物质及光学元件非正常损坏以及同轴双程放大所特有的鬼像破坏。这为神光Ⅱ装置的全面达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神光Ⅱ多功能光束系统研制时，针对大口径光束空间滤波器出现的光束质量较差问题，林尊琪不循规蹈矩，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非球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的输入透镜的方案。当时国内尚未有使用非球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透镜的先例，国外也鲜有报导，大家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和质疑，而且该透镜的加工难度高，实际应用后的结果谁也无法准确预计。在多次讨论和争执中，林尊琪耐心的说服大家，并对可能的鬼像等问题作了充分的技术预案。最终实验测试结果表明该类型的透镜可以很好的解决大口径高通量激光的传输问题，并成为后来各型大型激光驱动器中采用的技术要素。

　　细节决定成败。为了确保每一个细节都万无一失，林尊琪总是在工程实验的第一线，完全忘了自己的年纪。至今仍有人记得神光Ⅱ安装滤波作用的小圆屏时，已是花甲之年的林尊琪钻入直径不到80公分的空间滤波器管道内蹲着指导安装，“那局促、憋闷的空间，只能蹲在其中，还只有一头可供出入，爬进去还得爬出来”；也记得他爬上三米多高的靶场桁架上将二百余斤的仪器安装到位的身影。

　　洞悉未来，他说不能再受限于禁运 

　　NIF被美国称作继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人类最大的科学工程，挑战人类认知和加工能力的极限，其复杂程度可见一斑。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有独立研制高功率激光装置能力的国家，掌握了从激光的种子、放大到应用的全链路技术“绝活”。后辈们一致感慨，这得益于林尊琪的眼光，要感谢他的高瞻远瞩。

　　“从国家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讲，我们希望能把聚变能量和平用到发电上来，”林尊琪曾如此描述“神光Ⅱ”系列的重要性，“一公升海水里提炼出来的氘氚，如果全部用上的话，相当于三百公斤汽油，可节约大量能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林尊琪作为863激光驱动器单元技术专家组组长时，就在全国布局了攻关晶体生长与加工、光学元件镀膜、光栅刻蚀等我国高功率激光装置十分急需的先进单元技术。“那时候国外很忌惮我们发展，当时我们的核心元器件和材料都受到美国的封锁，技术交流也无法开展。”联合实验室主任助理詹庭宇介绍，神光装置有着十分广阔的运用前景，其发展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正是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布局让我们通过国内协作、自主攻关，将技术瓶颈各个击破。“当时很多领域真可谓‘人有我无’。今天，我们的材料、元器件和技术水平与美国已相当接近，甚至在薄膜、化学膜等个别领域达到世界第一。这都是当时林老师布局的研究打下的基础。”詹庭宇感慨道。

　　在国内最大金额的高技术输出项目中，他作为实验室总师，一如既往地亲临谈判现场，在前期技术合同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毕生聚能，他没有时间过精致生活 

　　“再也见不到那辆老坦克了……”在人们的追忆里，林尊琪那辆老旧的二八式自行车是大家共同珍藏的影像。2003年，林尊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后，很多单位都发来了工作邀请，但是他都一一婉拒了，“当不当院士，做人、做事都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尽心尽力”。他就像聚变装置一样集聚着所有的心血，就怕牵扯了不必要的精力，就怕全身心科创攻关的时间不够用。他依旧执着于高功率激光器的研究，依旧每天骑着自行车来上班，从单位到家，大约3公里，十多年的光阴里，这辆二八式自行车是林尊琪不变的“座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2012年左右，终因他骑车摔跤，在众人的劝说下才不得不放弃。”高功率激光装置行政主管陈冰瑶回忆，“有一年生日，学生们合伙给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林老喜欢得不得了。但过后，他坚持把钱还给学生。”

　　对林尊琪来说，周末和节假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他还是会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每天早上8点多来到办公室。周末，夫人也会陪着一起来。他坐在办公桌前钻研文献，她倚在沙发上织毛衣，这个场景是陈冰瑶记忆里最温馨的画面，今时今日，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她不禁潸然泪下。

　　“他怎么会对生活不讲究？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去享受精致的生活啊！”众学生后辈回忆起林尊琪生前往事，不舍与痛惜溢于言表。他们说，林老师其实很懂咖啡，从口味到器具都有讲究，只是他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哪里还有时间品味；他拒绝一切特殊待遇，办公室装修时大家本想为林尊琪装台电视，但他认为对工作没用，就拒绝了，办公室里唯一“搞特殊”的不过是一桶纯净水；林先生之前在英国留学时，烧得一手好菜，可回国后一心扑在工作中，吃饭多在食堂解决，就连夫人也没有机会鉴赏他的厨艺。

　　“老先生一生真的只为做好高功率激光装置这一件事，他最大的快乐来自于每一次的技术突破、工程进展。”马伟新和同事们不约而同地说。“对科研他非常较真。但生活里，最关心大家生活的也是他。”在食堂里打饭，他的桌上总是聚集着最多年轻人，一顿饭往往吃得热烈、温暖而又获益匪浅。

　　林尊琪先后培养了40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桃李天下。2002年以后，林尊琪把实验室副主任的岗位让给了年轻人，对于比较成熟的技术，他让年轻人自由发挥。他一直强调“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依靠团队”，遇到项目申报，总把自己的名字抹去或往后挪。

　　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863计划突出贡献先进工作者、上海市科技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林尊琪获得的荣誉何其多，但他从不用身份压人。直到现在，实验室的同事们仍喜欢用“林头”来称呼他。很多人都有过与林尊琪激烈争论的回忆，但皆是为了技术路线，为了实验数据，为了工程进度，无他！“林老师从不为此生气，反而鼓励大家充分表达意见，这也是团队能够拧成一股绳的原因之一。” 林尊琪的博士研究生、联合实验室范薇研究员忆起老师生前的教诲与关怀，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把林老师对她影响她最深的那句话写给记者看，“我们要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但是一定不要迷信权威。”

　　同事们说，林尊琪就是因为这样的“太操心”而积劳成疾。林老师总是睡不踏实，安眠药吃了二十多年。2015年开始，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消瘦得厉害，几乎脱了相，免疫系统也出了状况。知道患上了肺纤维化后，他担心留给自己继续攻关的时间不多了，夜里更是常常不成眠。

　　最后一次入院是去年12月。“我们去探望，一见面，老林就开始谈国家专项如何推进，他就是放不下‘神光’啊！”联合实验室副主任李学春说。

　　在林尊琪的病榻前，年轻的联合实验室党支部书记杨琳出了道题：“林老师，您别跟我们谈工作了，这次我给出个题目，您研究一下，如何多吃点东西，让体重恢复到以前水平？”林尊琪认真答道：“你这问题一点也不科学不严谨，怎么可能恢复到以前呢？”

　　今年2月底，詹庭宇去医院陪夜。“当时林头高烧昏迷，上了呼吸机压着冰袋，他嘴里还念叨着‘激光器’‘数百毫焦’……”

　　林尊琪的世界里，有科学、有学生、有国家，唯独没有私利。

　　从此以后，他桌上的《中国现代化学报告》不会再打开（那是学物理的他为钻研激光装置的表面处理而给自己加的课），他分门别类整理得清清爽爽的抽屉也不会再存入新的文档……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回忆，或许是他病榻旁日记上略显歪扭的字迹：“我感谢所有陪同我的医生、护士、亲人和学生、同事。我真心地感谢所有对我关心的同事和朋友，但我的任务尚未完成。我必须有信心，做我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决不能消极对待，直到最后一刻！”（新民晚报，2018年6月2日，董纯蕾，郜阳）